改革闯将在皖东

 

1978年12月，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生产队18户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给予了极大支持。 （资料图）

万里同志被称为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践行者。200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曾刊发题为《“改革闯将”万里》的文章，称之为邓小平麾下的“四大金刚”之一。在这位改革的高级工程师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有三件事令其彪炳史册，其中之一就是他主政安徽期间，对农村改革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在全国率先突破“左”的框框，积极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签下生死契约状，用十八颗红手印搞起了石破天惊的“大包干”，掀开中国农村改革大幕，其影响之大，世人皆知。这一举动在当时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却以实事求是的宝贵态度和高瞻远瞩的政治魄力，对大包干予以了坚定的支持。他的支持和鼓励让这些冒着“杀头”危险迈出改革第一步的农民吃下了“定心丸”。改革在实践中证明成功、迅速推广到全省，让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最终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闸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这是对万里历史性的评价。

小岗村“大包干”以中国农村改革的发轫而永载史册，历史和人民在不忘怀小岗为改革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将永远铭记这位冒着巨大风险、强力推动改革的功臣——万里同志。

 

万里与小岗村改革：做好乌纱帽不要的准备 

记者蒋海潮

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高兴地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资料图）

“要吃米，找万里”，这是曾经在安徽地区广泛流传的一句民谣，字句间是吃饱肚子的农民对力推改革的万里同志深情的赞颂与感激。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他履新之始，就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1978年春天，他第一次来到凤阳，却在铁路沿线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逃荒。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形让万里深受刺激、痛心不已。在一次贫困地区县委书记的座谈会上，万里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但保证今后决不能再讨饭。”

在对农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后，不久，安徽省委出台关于农村工作的六条意见，简称“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这是在全国率先突破农村既定政策“左”的框框，给农民“松绑”。

1978年，“省委六条”的东风已经吹进了小岗村。当年的小岗村在饥荒和旱灾的重重打击下，一贫如洗，每年的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到冬春季节，全村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外出乞讨，无一例外。当时虽然搞起了包产到组，可是从两个组分成四个组，后来又分成八个组，已经是兄弟组、父子组，但是依然矛盾不断、吵吵闹闹。终于在这年的一个冬夜，村里的十八户农民在一张生死契约书上按下红手印，冒着杀头危险共同约定“分田单干、包干到户”，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大包干”。

“包干到户”宣称的是农民个体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这样石破天惊的举动无论在当时的宪法还是中央文件中，仍然被列为“禁区”。但是，万里却冒着风险、顶住压力，对这样的做法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1979年3月中旬，万里到滁县地区视察工作时，知晓了凤阳、来安、嘉山等县领导班子中许多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大胆领导农民推行包产到户或者大包干到户，他高兴地说：“我早就盼着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带头人哪！”对“大包干”的做法，万里明确表示：“不管你搞什么办法，增产就管。这办法、那办法，只要你的办法能增产，增加财富，就是好办法。”

1979年6月5日，万里到定远、凤阳县调研时，凤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向他汇报了实行“大包干”的情况，并引用了农民歌谣：“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来烧陈草。”听了汇报以后，万里当即表态：“好！我批准你们县干三五年。”对于当地还有一些干部怕犯错误、群众怕政策变的顾虑，万里说：“现在不要有倾向性，要看哪一种办法能增产。我们只反对一种倾向，就是平均主义。无论实行哪种办法，包括单干，只要能调动群众积极性都可以。凡是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贡献多，就是好办法。每一种办法都有优缺点，要不断总结，不断改进，使之更加完善。你们说搞大包干干部怕犯错误，群众怕变，我代表省委表态：错不了，错了我负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小岗村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量达到6.35万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产量总和；油料总产1.75万公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总和；交售粮食3.25万公斤，这是自合作化以来23年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交售油料1万公斤，自合作化以来第一次超过任务80倍；归还贷款800元，小岗村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的20倍。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终于来到小岗村一探究竟。在此之前，他读到了当时凤阳县委工作人员吴庭美的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这份报告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历经磨难的小岗农民如何冒死抗争，带头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翻身的事实。万里兴奋地连看两遍，准备亲往小岗，给当时正紧张不安、等待上级领导表态的农民一颗“定心丸”。

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村，下车以后二话没说，先是挨家挨户看了一遍，看到家家户户粮食满囤，他十分满意。见到大包干带头人、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万里首先问了三句话。第一句：“你今年多大？”第二句：“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第三句：“过去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好当？”严俊昌说，自己不是党员。万里当即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官，抹掉乌纱帽！”对第三个问题，严俊昌回答得很痛快：过去队长不好当，现在好当！万里问“为什么？”严俊昌说，“过去干活‘大呼隆’，都是出勤不出力，现在不要我吹哨子了，也不要我打铃了，老老少少都自愿上阵。”万里又问“那你们可有把握呢？”“只要没有天灾人祸，我有把握！”严俊昌胸有成竹，告诉万里，“像这样干，我们可以不吃国家供应”，“对国家还有贡献哪！”

听了严俊昌的话，万里立刻给小岗村人表了态：“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早就想这样干了，就怕没人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现在有人指责我们小岗‘开倒车’，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严俊昌问万里，“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万里笑呵呵地说：“那能干啊！地委批你干三年，我批你干五年！”

对于多年吃够苦头的小岗农民，万里的讲话无疑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严俊昌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当年听了这话激动得“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同为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在后来回忆道：“听到这个我们真是快活得不得了啊，现在想想，领导能对我们这样肯定确实不容易。想当初签字那时候，心里怕啊，晚上睡不着觉。我们现在干好了、领导表扬了、肚子不饿了，归根到底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啊，没有共产党的好政策，我们得不到这样的成绩，走不到今天啊。”有的社员顾不得倾吐心声，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把这些大包干的丰收果一把把地往万里和随行人员的大衣兜里装。万里同志落泪了，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委领导同志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临走时，万里一再叮嘱社队干部：“一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实事求是；二要不卖过头粮，要接受3年灾害时的教训；三要带领全体农民，不但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还要大力发展工副业，使全村农民快富起来！”汽车行至村头，万里仍然不放心，再次招呼严俊昌过去：“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五年。”

回到合肥后，万里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捧出小岗社员送来的花生，一边叫大家品尝，一边讲小岗的情况。他再次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能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大改善，就是好办法，就都应当支持。

万里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大包干责任制在进一步完善中迅速发展。1979年，凤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2.2亿多公斤，比1978年增长49%，人均收入达150元，比1978年的81元增长85%。仅仅一年时间，就摘掉逃荒要饭的“帽子”。

不久之后，四川、内蒙古、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中，对大包干予以了旗帜鲜明的支持。他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起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这是一个历史的结论。从此，历经磨难的包产到户责任制终于列入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册”。

1980年3月，万里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随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

多年后，万里的长子万伯翱向媒体追忆，“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父亲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万伯翱说，“正是对农民兄弟的感情深，父亲才能敢于改革，这也是他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之一。”

 

万里与大包干纪念馆：二话没说题了6个大字

记者蒋海潮 本报通讯员郭如亮

1979年3月19日，万里对王郁昭说：“你们地委做得对，及时发了电话通知，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要动。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产了，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资料图）

万里一生功绩与改革密不可分，小岗村举世闻名的“大包干”更是在他的坚定支持下才得以成就。而2005年6月19日在小岗村建成开馆的“大包干”纪念馆（旧馆），馆名这六个大字就是由万里亲笔题写。晚年严格奉行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的“三不主义”的万里，能够破例为纪念馆题词，可见老人家对凤阳小岗故土和人民的一片深情厚谊，而“大包干”在万里政治生涯和人生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也不言而喻。

“大包干”纪念馆奠基于2004年11月9日，这对于小岗、凤阳乃至滁州市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邀请合适人选题写馆名的事项也早早提上了建设日程。据当年参与布展的工作人员回忆，经过反复斟酌和筛选，当时列入题名人选的有三个人，万里是第一人选。可是，当时万里已经退休两年多，而且他给自己立下了“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的“三不”规矩，还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没有人比万里老人家更合适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他退休后从不给任何纪念场馆题词，所以一开始，这个设想就是大家认为实现可能性最小的。”

纪念馆的建设日新月异，馆名的题写却迟迟不能落实，到底该不该邀请万里同志题写馆名，成了挠头事。转眼到了2005年4月，牵头负责场馆建设的时任滁州市委相关领导带着几位工作人员到北京找专家沟通布展事宜，辗转找到了曾担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在听取“大包干”纪念馆建设情况的汇报后，王郁昭非常高兴，当他听到想邀请万里老人家为纪念馆题写馆名的愿望时，欣然应允，表示可以试一试。

北京归来的几天后，市委相关领导就接到了王郁昭的电话。在电话中，王郁昭兴奋地描述着万里答应题词的经过：王郁昭向万里同志详细汇报了“大包干”纪念馆建设的初衷用意和布展内容，表示滁州市委希望能够继续弘扬大包干精神，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和各项改革事业，沿着改革的路继续走下去，同时也表达了滁州人民希望万里同志能为纪念馆题写馆名的愿望。

“没想到万里同志听了以后，二话没说，拿过桌上的一支硬笔，就在沙发的扶手上写下了‘大包干纪念馆’六个字，落款：万里。”

这个消息让当时的滁州市委领导同志喜出望外，立即派人乘飞机专程到北京取回了这幅珍贵的题词。2005年6月19日，“大包干”纪念馆建成开馆了，丰富的史料图片真实再现了当年大包干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由万里同志亲自题写的馆名被精心制作、镶嵌在纪念馆门头；同时，为方便游客近距离观瞻和拍照留念，馆门前还放置了一块巨型长石，石头上镌刻的也是这六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大包干”纪念馆开馆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万里同志虽然没有亲临，但是他却让他的记者朋友——曾真实记录安徽农村改革、后担任《农民日报》总编辑的张广友把纪念馆展出的珍贵史料和图片都拍成照片带了回去——万里同志表示，他要自己看一看。

 

万里与凤阳：没想到现在的凤阳花鼓这么美

通讯员郭如亮 本报记者蒋海潮

万里（三排左五）在观看了凤阳花鼓表演后，在凤阳县城西乡蔡庄的一户农家小院与省、市、县随行领导及花鼓女合影留念。郭如亮 孟 斌摄

1995年9月1日，《万里文选》正式出版发行，文选中收录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可以大胆试行”几个章节。当时万里非常高兴，决定故地重游，再次回到诞生大包干的凤阳县走走看看。

1995年10月3日，万里一行来到凤阳，他来到凤阳地标性建筑、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明鼓楼。当时鼓楼附近没有停车的地方，在行程中也没有安排在鼓楼停留。万里同志主动要求下车看看，他下车后，绕着鼓楼整整转了一圈。随后，驱车来到凤阳城西乡蔡庄，查看一户搞养鱼养猪立体综合养殖的个体户，看到猪满圈鱼满塘的丰收景象，他非常高兴，转头对随行陪同的时任凤阳县委书记吴庭美说：“过去讨饭的那个凤阳花鼓还有吗？”吴庭美回答：“还有。在推行‘大包干’以前，凤阳花鼓是讨饭的工具，不过，现在没人出去讨饭了，花鼓成了一种艺术表演。”万里说：“能不能看一看。”凤阳县的同志就安排了一场凤阳花鼓表演。

看了歌舞翩跹、歌唱丰年的凤阳花鼓表演，万里非常高心，他对跳花鼓的小姑娘孟媛媛说：“没想到现在的凤阳花鼓服装这么漂亮，跳花鼓的女孩子也这么漂亮。这哪里还是讨饭的工具，就是一种艺术享受嘛！”他主动招呼大家一起合个影，“咔嚓”的快门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瞬间。

曾调研“大包干”、写出《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吴庭美同志也回忆过一件关于万里同志的深情往事。

1995年，时任凤阳县委书记吴庭美带队到北京跑项目，他向负责保卫的工作人员提出希望拜见万里同志的想法。当时已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岗位上退休两年多的万里，主动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听说是凤阳来人，万里还是非常高兴地接见了吴庭美一行。

万里同志当年读过吴庭美写的“大包干”调研报告，并给予了极大肯定。吴庭美说，“万里同志对我是有印象的。他告诉我，我是他退休后接待的第二个县委书记，第一个是他老家山东东平的县委书记。”

“我当时是想让万里同志给我们批个字，看看能不能把项目争取过来的。”吴庭美回忆说，“我把这个想法委婉地汇报给了万里同志。”万里听了汇报，笑着对吴庭美说：“如果是十年前，我肯定给你批个字。我现在退休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也是对现在领导的支持。”随后，他话锋一转，指着吴庭美从凤阳带来的几斤螃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过老家带来的螃蟹还是可以吃的。你们把螃蟹拿过去蒸一蒸，晚上咱们就吃螃蟹。”“听老首长把安徽把凤阳称为‘老家’，让我们特别感动。”说起这一段，吴庭美万分感慨。

责任编辑：zhu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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